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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观点外，告子的人性学说也颇有影响，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生之谓性，性无善恶和仁内义外这几个方面。

[54]《董仲舒传第二十六》，载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918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16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道：总之，在我看来，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中国人看作战士[25]。[⑤]胡适：《说儒》，载《胡适论学近著》，第47页。在他看来，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到汉代，文人地位更加凸显。儒家的这种文化性格，同道家也颇为吻合，例如老子就说过：知足不辱（《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者富（《老子·第三十三章》）。

以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同我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比较为例，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化的这种重目的正当性而不重能力如何的偏好和性格。因此，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而《周易·系辞》所载大衍之数的筮法，详细介绍了如何遇某卦之某卦的占筮方法。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古人龟卜时，先以墨画龟，然后灼之，灼之而显吉兆，谓之食，灼之而不显吉兆，谓之不食。朱熹提出，圣人若说理，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20] 这是朱熹最重要的理由。与李镜池的说法相比较。

这说明《左传》的成书时代应在陈氏正式成为齐国国君，即公元前386年之后。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是一句比喻，占筮本是揲蓍叩神以決疑，初筮已经得到了神告，自己仍信不过，还要再筮、三筮，这就渎慢了神明，神明自然不再相告。

第二步，以卦名为中心问题，提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可能的教诫。又如《革》卦九五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此铭文记载周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09年），执政大臣南仲邦父派驹父等到南淮夷索取贡赋。这也就是说，易卦规则并不是绝对的、机械的、一成不变的。

退一步讲，即使世界真有鬼谋之事，那也要靠龟、蓍长久之物才能通灵辨吉凶，今人不知蓍草为何物，仅凭竹签之类也能算卦辨吉凶，却是何故？ [5]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页。笔者也不相信这类筮占的真实性，这不仅是出于无神论的立场，也由于卜人用了一种程式化的解释，鉴于这种筮占的结果并不具有唯一性，别人在筮占实践中也有遇观之否的可能性，那是否会有同样的解释和结局呢？ 虽然《左传》中这些关于用《易经》占筮的材料未必可信，但笔者仍相信在春秋时期《易经》已经开始流行了。而如虞翻、邵雍、朱震等周易象数派学者也是不讲占筮的。每一卦一个主题，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构成六十四篇阐释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立论通达，逻辑严整，面面俱到，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

再看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本文所论，只涉及《周易》的卦名和卦、爻辞部分，故直称之为《易经》。

本文的观点在于，商代、周初之人重视鬼谋，卜、筮兼用，更重龟卜。1993年，在湖北江陵县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秦简《归藏》，其卦名与《周易》略同，卦名下的卦辞，与前人所辑之古书《归藏》佚文略同，而与《周易》卦辞全异。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28] （四）《易经》不载筮法而独立成书，若无书外之法，单凭《易经》并不能进行占筮操作。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整意义的《易经》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情况是与殷商以迄周初的历史文化背景正相吻合的。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重新认识：《易经》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笔者在现实中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在两千余年的《易经》诠释史中，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于《易经》的诠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34]金景芳：《周易通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253页。

又《左传·昭公三十有二年》（公元前510年）载：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下面让我们以具体卦例来证明这一观点： （一）先以《讼》卦为例。

……筮人将命蓍之辞，依其卦爻，分别系列。[14]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35页。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句话的意思与《礼记·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意思是一致的。未占，有孚，谓九五威望著于天下，臣民不待占筮而信从之。

初爻强调家道之始在于防闲，二爻表家庭主妇的职责。所谓鬼谋，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未来发展缺乏认识力和判断力，因而求助于鬼神的指引。九四以上讼下，虽非占理，但能改前之非，从今之是，所以终能获吉。并且同时预设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各种信息。

（二）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论点难以成立 清儒李光地奉诏编纂《御纂周易折中》，其《凡例》称：《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初六为底层之人，位卑而柔弱，本不好讼。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商文化有尊神尚鬼的传统，凡事有疑即占问天地鬼神。争讼虽带来一些语言伤害，然终得其吉。

[4] 对于《易经》，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认为它是占筮之书，一认为它是说理之书。在此基础上进行观象系辞的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这就是说，揲蓍而筮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它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再看六二爻辞：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其封邑三百户并未因此受到殃及。[3]古人视蓍草和龟为神灵之物，故以其为媒介，通过灼龟而卜，揲蓍而筮的方式，与天地鬼神相沟通。

《易经》爻辞的系定，不仅标志完整的《易经》的正式形成，更显示为它已变成一部结构化的说理之书，用以系统模拟、反映世界之理。社会中有联姻、结盟、合作、应援关系，《易经》则通过正应关系加以反映。

其中亦有撰人之创作，即有人取筮人之旧本加以订补，将其对于事物之观察，对于涉世之经验，对于哲理之见解，纂入书中。再看初九爻辞：闲有家，悔亡。